“和这期排版的同事们说一下，我们要把这部作品放在封面上，字体加到最大就还要加粗！我要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一期有林野君的重磅作品发布！”
“主编，可是，你要不还是再看看作品吧.....”藤宗胜彦坚持。
看着平时听话的藤宗胜彦今天一反常态，坂本安吾也是犹疑了，从信封袋里拿出用装订机钉在一起的厚厚一叠稿纸。
之后他示意藤宗胜彦关上办公室。
翻开稿子，在上面顶端的居然不是作品，而是林野写给读者的话：
“尼采认为，悲剧意识源于人类在巨大而不可知的宇宙面前，本能感受到自身的脆弱和渺小，是在人类感受到自我和整个大自然、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分裂和对立中产生的。
悲剧由此不仅仅是悲伤的感觉，还蕴含着尼采所说的“强力意志”，这是酒神精神的显现，是弱者的不屈与反抗，是生命力的彰显与勃发。
“悲剧主角，这意志的最高现象，为我们的快感而遭否定，因为它毕竟只是现象，它的毁灭丝毫无损于意志的永恒生命。
尽管人生充满痛苦与屈辱，但是不应该否定“生命意志”，而应该肯定它，生命的强力正是在对不公与屈辱的反抗中显现出来的。
与此同时，悲剧精神来源于“悲剧主角”对现实境遇中存在的屈辱与不公的控诉与反抗。
我笔下的主角秋幸，一位带有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控诉者与反抗者。“部落民”（贱民）的身份烙印促成他悲剧意识的形成，也是这个故事的源头。
我写下这样一部悲剧，不是想写悲剧，而是因为在此刻，在此时全日本欢庆新年的时刻，仍然有人经历着故事中的一切。
他们不懂尼采，不懂酒神精神，甚至可能不懂什么是悲剧，因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本身，就是悲剧。
看完这段话，坂本安吾就心下一震，因为他看到了日本文明世界里极其避讳的一个词“部落民”。
但是坂本安吾明白，林野不是开天破斧第一人，甚至在日本国内读者群中只要一提到部落民问题，首先映入脑海的只是岛崎藤村的《破戒》，濑川丑松就像是影视巨星一样，在读者的内心扎根。
但《破戒》也不是部落民题材的开山之作。明治二十年代初。把部落民的现实问题幻化成具有文学生命的是松家绿的《开明世界，新平民》和三品华彦的《砂中的珊瑚》。
但由于时代准备和读者的思想境界的局限，所以这二部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，更别说是得到应有的重视。
但随着部落民问题矛盾的日益尖锐，文学家们面对这样
一个鲜活的社会题材怎么也做不到无动于衷了。
明治三十年，日本的知识分子开始更多的关注这个社会问题，相继也就涌现了不少这一题材的小说，就仅仅是他坂本安吾有印象的就有：
明治三十二年，清水丰子的《移民学园》，明治三十六年，广津柳浪的《何罪之有》。同年，渡边霞亭的《想夫怜》。直到大正时期，部落民题材创作仍然没有被遗忘，严野泡鸣的《部落的女儿》。大正后期至昭和初期，贵司山治的《纪念碑》，岛木健作《黎明》等等。
但其中为日本读者耳熟能详的当属广津柳浪的《何罪之有》和岛崎藤村的《破戒》这二部作品。
......
由此可见，“部落民”的问题，虽然作品不多，但是却一直有作家持续书写。
即使是个敏感话题，但是又不是没人写过，真不知道胜彦那小子在害怕什么呢。
就此，坂本安吾翻开了这部后来他在采访中声称，让他重新认识日本和林野的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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