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勒在听完刁膺的进言后,拍板道:“孟壅所言与我不谋而合,襄国,根基也,绝不可轻易弃之!”
“传令下去!”
“全军休整三日后,即刻转进司州,重新夺回襄国!”
“另外遣使知会刘聪,向其言明河北空虚,诱其出兵司、冀,我要借匈奴人之手,重新夺回失去的襄国!”
“诺!”
石勒虽然先前于襄国割据一方,自行其是,但并没有与平阳的刘聪撕破脸皮,名义上,石勒还是刘聪的臣子。
石勒现在光凭自己的力量,想夺回襄国,必会陷入一番苦战,甚至是覆灭之危。
只能寄希望于平阳的刘聪身上,说服其出兵,与石勒军联手共取三魏。
重夺襄国的命令下达后,在场的司、并文武无不欢欣鼓舞,而以张宾为首的河北士人则面有阴郁之色,有些忿忿不平。
襄国被夺,蓟城受阻等一系列变故,使石勒政权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原先还算和谐的局面被打破,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不满与龃龉从暗处抬到台面之上,积聚的矛盾也随之愈演愈烈。
其中最大的矛盾便是来自于元从系与冀州系的争斗。
元从系即石勒起兵之初的羯胡将领和投靠石勒的并州、司州士人谋臣。
这些人跟随石勒最早,功劳、苦劳最多,也是最受石勒信任和重用的。
元从系在石勒政权中势力庞大,根基深厚,通过联姻结亲,形成了稳固的胡汉利益集团。
而冀州系的形成,则来源于石勒掳掠冀州诸郡时,所置的君子营士人。
冀州系如其名,派系中大多是冀州士人,或是与冀州文化相近的河北士人。
其以“汉人”,“士人”,“乡人”的三重身份,自发地在石勒政权,这种胡人政权之中结党,形成冀州系。
不同于元从系的胡汉交融,冀州系是极其排斥羯人等异族的融入,始终坚持着“华夷之辨”。
在其政治理念中,不仅是想让石勒成为中夏的帝王,更想让石勒真真切切地成为汉人的皇帝,有别于胡人。
这一政治理念自然与元从系产生了冲突。
但其仅仅是导火索,利益冲突才是两方派系矛盾不断加深地真正原因。
在冀州系归入石勒政权之前,元从系牢牢地把持着石勒政权中的权力和各显要官职。
无论石勒的幕府,还是州郡官长尽是元从系的身影。
可这一切在冀州系的涌入后,发生了急剧转变。
以张宾为首的冀州谋士用独到的战略眼光和先进的治国的理念,使石勒政权不断壮大,连战连捷。
石勒于是开始信重、提拔冀州士人,冀州系也借此参与石勒政权的中枢决策,跻身高位。
冀州系的上位就意味着元从系必须做出退步,可在权力面前,谁又愿意放弃呢?
于是双方因此明争暗斗,争夺中枢权力。
在争夺权力过程中,石勒身边的谋士大多都变成了冀州士人,石勒幕府中的高位也多半为其所控。
而由于石勒不信任汉人将领,元从系仍牢牢把持着军中的权力,握有军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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